陈德平
报载,虬江路上上海的首家市级典当行开业了。提起典当，一些老上海很自然地会想起旧时上海的当铺。
那高悬的当字招牌，高柜铁栏和拖腔拉调的唱货报价声。这一切对与于现今的人们来说，已然很陌生，那么这在旧上海曾经盛极一时的行业，究竟是如何的状况。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及有关材料，写成此稿，以飨读者。
典当历史 源远流长
典当的由来，源远流长，从南北朝算起，已有上千年历史。典当最早称质库，亦称质肆，后来又称长生库、解库、解当铺和解典库等等，“典当”一词的出现则在明清以后了。
典当的最初经营，以寺院为多，以济贫救难为主要目的，属于慈善性质。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，典当才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，其性质也起了变化，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。经营典当，盈利颇丰，许多富商大贾见有利可图，纷纷投资开当设铺，促使了典当业的发展，《旧唐书德完本纪上》载；“建中三年(公元782年)四月中，少尹韦禛又取僦柜，质库法拷索之，才及二百万。”可见当时典当业之一斑了。
典当业的盛起，既给平民百姓的借贷和调剂资金带来了一定的方便，也给典当业主创造了盘剥高额利润的机会，同时还给封建政权带来了经济上，税收上的好处。为鼓励商民办典当，封建朝廷给予典当从业者各种奖掖，对有成就者还册封朝奉郎职衔。
清代以后，典当业的发展可说达到鼎盛时期。到了清末，典当业融入了官僚资本，出现了许多官商典当。如清末的两江总督曾国藩，湖广总督张之洞，都曾以大笔的资金存入典当放款收利，还在湖北，江苏等地招商开典。典当业由于官僚资本的加入而基础更加巩固，收入急速增长、成为清末商界两大巨擎之一。民国初时，上海的典当业已是星如棋布，不论是农村乡镇，还是市区通都大邑，从租界到华埠，无处不见典当的招牌。
典当、押店及从业人员
典当与押店，源出一脉，都是从质物放款，收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的，其实质都一样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。上海的典当与押店的名称是在租界出现之后方始有此区分的。典当称典，押店称押，其差异仅在于它们的规模和资本的大小而已。
称典当者，通常是指资本在三万元以上的当铺，并依据各自的规模大小、资金多寡而分为四个等级：资本在二十万元以上者为一等典当；资本在十万元以上不足二十万者为二等典当；三等典当资本在十万元之下五万元以上；三万元以上不足五万元的典当则列为四等。典当等级的高低除代表资本实力外，还决定其纳税的多少。如1930年典当业同业公会营业规则中就规定，一等典当须缴纳登记费500元，每年营业执照费250元；二等典当缴纳登记费300元，每年营业执照费180元；三等典当缴纳登记费250元，每年营业执照费130元；四等典当缴纳登记费20O元，每年营业执照费100元。
上海的典当大都设在工商荟萃，人口稠密的市区。如当时的蓬莱、嵩山、老闸、新城、邑庙以及卢家湾等区都是典当比较集中的地区。开设典当的商人则以徽、潮、本三邦人氏为主。所谓徽邦，指的是安徽的休宁、歙县、屯溪，包括江西婺源等地的典商，潮邦指的是广东潮阳、汕头一带的典商；本邦即指上海地区的川沙、南汇、松江以及苏州吴兴、吴县、洞庭山一带的典商。此三股人合称为三大邦。典当的房屋建筑多为高墙青瓦、宽大坚实的石库门房子。典当的数量，据抗战前粗略的统计，共有大小典当150余家。
押店，亦称押当铺，小押典或小押当。它们的规模、资本都较小，一般在二千元以上三万元。押店规模小但取利重，开设的数量也远比典当要多，抗战前 押店大小有540余家，到1945年统计，押店总数增至920家之多。押店由于量多而分布极广，其中尤以两租界为最多，约有60O家以上，其次则散布在华界与浦东。
旧式的典工押业，索以组织严密享誉沪上，在当时行商中有模范之称。其经千百年历史演变而逐渐形成的人事分工制度，历代相延，绝少更改。业中人遵循旧章，各司其职，从不紊乱。典当内的分工，用其行话称为“内缺”、“外缺”两大部。
所谓内缺，主要是指主持会计、出纳等工作的人员。内缺又分四职，称为管帐、管钱、管包和管饰。
旧式的典当中无经理一职，故由管帐兼任经理的职责，主持全局，调度金融。在实际工作中，会计事务则归管钱承担。管钱，亦称钱房，除兼管会计外，主要负责出纳、核算本利，以及记帐、造表和稽核。管包，分工管理当货，核对入库，核算赎票，复计利息盘查存货和出售满货等。管饰，也称饰房，专管金银、珠宝等饰物的保管。
外缺，主要负责照料柜面生意、收当、写当票等工作。外缺也有分工，分柜缺、中缺和学缺三职。
柜缺，也称柜颗，即典当中的营业员，专门负责门市的货物收当与赎取业务。在一些大的典当中，柜缺还分头柜、二柜、三柜等职。柜缺，典当中还惯称作朝奉，头柜称老朝奉。柜缺不能涉足包楼饰房，当物收进后，有学徒专门负责捡取。中缺系内缺和柜缺的助理员，他们的职责分工有五档：一曰写票，专门负责缮写当票、当贷登记、当取日记及查挂失票等工作；二为正卷包，专管包扎质当的货物，核算数目，指导搬移堆放等；三叫副卷包，主要协助正卷包，办理事务；四称清票，专门装订赎票，复计本利，同时也兼帐簿当票的印刷、装订等工作：五是挂牌，负责悬挂当货木牌，在木牌上标字号、当本、件数等，以备与当货字号核对之用。学缺，典当中学徒的总称，专管检寻当货，整理包房及一切杂碎事务。学缺设头一名，称学生头，负责学缺的一切事务。学生头以下学徒分为一至五等。另外还设有候补学徒，名曰“耽搁”。
押店的人事与分工和典当相比，相对要松散得多。
他们的分工较为灵活，不似典当那么严实。从业人员一身兼数职，内外兼顾的情况比较普遍，故使用的人员也比典当要少得多。
典、押业的职员在职服务期间，一般不准回家，食宿都在店内，全由店东供给。远离家乡的，三年探亲一次，旅费自负。职员的薪金由店东开给，学徒不开薪水，只有些许津贴。职员的报酬除了薪酬外，在经营业务中还可收取存箱费或零放手续费作为正常收入。另外，在变卖满货时，可以按满货本金提取佣金，在盈余时还可分花红。
架本、当期、当息与当票
架本，指典当与押店在营业中运转的资本，架本主要用于放款。典当的架本通常五万元至十万元不等，押店则要低得多，一般在几千元到四万元之间。典当与押店的架本各有差异，因而在放款与接受当物时也有偏重。典当欢迎金银首饰、翡翠珠宝，以及上等的木器和高档的钟表，有时甚至还有轿车，放款也重大票而轻散额。钾店则不然，不论种类贵贱，只要当物有价值，来者不拒，一概收受。放款也不限额数，五元之下一元以上，只要有利可图，照放不误。
当期与当息，货物所质的期限称当期。当物收取的利息称当息。当期的长短和当息的收取标准，典当与押店有各自的规定。典当的当期最长限定十八个月，最短一个月，金银首饰、器皿钱币，钟表等物规定十二个月，家俱，木器限期八个月。期限到期称满，也称满当。满期的当物到期不赎，典当有权处理变卖。但如果当户在当物满期间按月付利息，典当可为其保留当物或给予转票。短期的当物一般都在一月之内，当物到期可宽限五天赎取，五天内仍按一月收息，超过五天则要按二个月上利，此所谓过五不过六计息法。还有一种更短的当期，叫“朝当夕赎”。一些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，如黄包车车夫，无钱买米果腹，早上将稍值钱的东西送去典当，贷得几个钱换食物，晚上赚了钱再将东西赎回。这种典当的方式，当铺不怕麻烦，他们月息照收，乐得赚钱。典当取息，长年的按年息二分计，短期的按月息一分八厘、外加栈租二厘收取，但总计不超过二分。
押店质物的期限比典当短，最长的一般规定为六个月，也有延长的，但最多不超过八个月，到期为满。押物满期逾期不赎，押店负责处理，如押户在满期时先交几个月利息，要求转票，押店也可暂留押物或给予转票。在短期押物上，押店与典当一样，也采用过五不过六的方法。在放款计息上，凡五元以上，取息与典当基本一佯，如在五元以下，则分三节取利：1、三至五元，每月每元按二分息计；2、二元至三元，按三分计；3、一元以下按四分或五分计。总之当本越小，计息越重。
典押两业的当期与当息，在1937年8月即“八·一三”以前，尚属平稳。“八·一三”以后，日寇侵占上海，时局不稳，两业的当期一年比一年短，当息则一年比一年高。如1937年8月典当的当期为十八个月，月息二分，外加手续费一分，押店八个月，月息二分五厘，手续费一分；1940年，典当当期改为十二个月，月息二分五厘，手续费三分；押店六个月，月息三分，手续费四分；1942年，典、押两业限期同为六个月，月息三分，手续费五分；1944年，典押两业期限四个月，月息六分，栈租二分，手续费一角。到了1948年，当期期限已缩短到了二个月，月息则上升到了二角五分，栈租四分，另加收手续费一角五分。
当票，是由典当和押店为当户开出的当物凭证，典当的称当票，押店的称押票，但由于长期的习惯，统称两票为当票。当票上开列的栏目有：1、受质押当的牌号与地址；2、受当年月日期；3、受当物品的花色种类、件数；4、当本金额、受当日记簿顺次编号。当票结尾处盖有骑缝章。抗战以后，还增加了当物人居住证号码。姓名和住址的栏目。
典当填写当票时，都有自己独特的专用异体文字，且缮写时字迹花梢潦草，一般外行人很不易识别，对收当的物类质量的书写，无论质量新旧，一律冠以破旧字样，如上好的绸缎衣服，写成“虫蛀鼠咬”，崭新完整的皮货，写成“光板无毛”，金表说成破铜表等等。典当的这种手法，历代相传，目的是预防万一在当货存当期间有所蚀损，可以杜塞当户的争执，另外还有一个“好处”，当物一旦满期变成“死当”时可以多卖价钱。
当票由典当开出后，成为当户赎物的唯一凭证，在赎当时，典当不管你张三李四、生人熟客，一概凭票赎物，只认当票不认人。
典业公所与押当公所
上海的典当公所出现于晚清。1845年上海设立了租界，浦东川沙、南汇，上海的松江一带的殷实富户纷纷进入市区，韧时在南市一带，后陆续在租界开设典当，此后有一些安徽的典商也相续来到上海，于是上海的典当日益增多，当业迅速发展。光绪十八年（1893)年，上海城内的一些典当自愿出资，在老北门内吴家弄购置房产，作为各典当聚会议事之用，这就是早期的典业公所。公所采用董事制，经公推产生董事三人，主持公所一应事务。公所在董事主持下，对典当业务进行共议，制定出了典业章程，章程刻于木板之上悬挂在公所内，称作“木榜章程”。此外，公所为调恤同业的孤寡和子弟的教育，还创办了济贫保育会和典业小学，所需的特种经费由各同业平均分摊。公所里的经济帐目，钱款出纳，均由各典当轮流担当，各项费用开支按月向大家公布。
典业公所的建立，使典当有了统一的协调机构，典当与外界的一切纠葛也由公所全权交涉。此外，典当的业务，经营等受“木榜章程”的约束，有了统一的经营业规，赢得了一定的信誉。但尽管如此，典当由于其性质所定，因而仍脱不了其高利贷式的经营本质和方式。而典业公所也只是个行帮性质的会所。
1930年2月，公所中有人提议进行改组，于是公所董事、济宏、济泰典当老板傅佐衡、鼎和典当老板杜云初，顺康、顺和典当的胡春生等十多位较资深的典商出面办理，于4月正式改组典业公所，改称为上海市典当业同业公会。傅佐衡当选为公会主席，杜云初当选为常 务委员，沈伯馨任执行委员。典当业同业公会成立后，制订有新的章程与 业规，原有的木榜章程被废止。公会的会员有50多家，入会的会员根据会章规定须交纳会费54元大洋，每月须交纳常年费2元大洋，此外公会子弟学校和保育会的经费另行由各会员分摊。1935年，典当业同业公会换届改选，机构设置有所变化，增设了监察委员。以后又有几次改选，直到1946年与押店业同业公会合并。
押当公所，是与典业公所相对的另一行会组织，成立时间比典业公所稍晚，约于宣统年间。公所设在租界内文监师路(现为塘沽路)902弄6号。押当公所的成员全部为押店，公所设主席、理事数人，共同执管日常事务。1942年9月押当公所改组，改称为“上海特别市押店业同业公会”。设有理事长、监事长各1人，常务理事、常务监事若干人，其次还有理、监事、候补理监事等数人。押店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由前押当公所主席张应礼出任。公会有会员S00余家。
押店业同业公会制订有会章，确定了公会的宗旨、组织原则及履行的义务等。公会的会员须一次交纳会费100元，并按月纳月费，月费数额按会员架本分甲乙丙三等，甲等12元，乙等9元，丙等6元。
典业、押当两公所成立后，为维护各自的利益，平时抱守门户之见，典归典，押归押，押店决不可冒用典当的名号。在经营范围上各有各的地盘，典当基本以华界为主，押店则完全以租界为营，在业务上相互竞争激烈，有时为争当户，相互各使手段，怪招选出，在当息上竟相压价，月息从二分跌至一分八厘、乃至一分六厘。押店更干脆，打出广告，月息一分四厘，外加免收栈租。有些押店还打出典当旗号，招徕客户；将广告从租界做到华界，以致常常引起典、押纠纷，甚至于对薄公堂。
典当、押店的明争暗斗、激烈竞争至1946年才暂告偃息，8月，两公会经过整饬，汇流合一，正式合并，统称为上海市典当商业同业公会，归属市商会之下，至此才结束了门户之见。
典当押店的盛衰消亡
上海的典押业较全国来说，在当时可算发达之市，到清末民初，两业虽说无极盛市，但也没落入谷底，营业尚称平稳，一直到“一.二八”前，每月运转的架本额仍在30--40万元之间，自“一．二八”后，营业受政局、经济不稳的影响，遂逐月下降，跌至20万元以下。“八．一三”后，日寇侵占上海，典押业受阻，满期当物增多而无人赎取，出售时也仅能以十之五六的价格折售。在1941年，两业虽也曾一度有些起色，但也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就又受到日伪改换币制的冲击，日伪政府强行命令以一比二百的比价收换国民党政府旧法币，当户纷纷持伪新币赎当，使架本折损过半，大伤元气。
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，典押业存一丝复苏希望。但国民党为忙于准备内战，四处收刮民财。1948年发行金圆券，以一比三百万比价收换伪币，斯时上海的金融一片混乱，货币贬值，国民党政府为穷于应付局面，滥发纸币，致使物价暴涨，金圆券彻底崩毁。典押业收进的纸币如同废纸一堆。典押业遭此打击，陷入绝境而一蹶不振。许多资少底薄的由于无力承受打击而纷纷宣告倒闭。到1948年12月底时上海的典押两业只剩下876家，资金总额合法币36．3133亿元。
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，上海的典押业基本已处于停顿状态。解放后，才陆续开业，此时已不满300家。1958年，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，典押业或并或转而最终消声匿迹。典当这个词也成为一段时期里的一个历史名词。
本文摘自 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 《上海档案工作文摘》
